我想要查明乞力馬紮羅山有多高。在一本書被五六次的反複重寫後，一組組數字就要開始搞怪了。在抄錄的信息、重抄錄的信息以及無窮無盡的核對稿的重重包圍下，它們開始自己和自己玩起了捉迷藏。有時它們代表一件事情，有時它們又代表另外的事情。如果你曾得過雪盲症，你將理解我的意思。
“但是，”你將回答道，“這絕算不上是個問題。在某本可靠的地理手冊、百科全書或地圖冊中可以查明，然後再抄錄。”
若這些蒙福的地理書、百科全書和地圖冊永遠能夠與任何特定事實相符合，那麽問題就十分簡化了，但顯然它們並非如此。在我的書桌上就有大量的規範地理學書籍，它們總是令人欣慰，然而它們的可讀性並不強，地理學並非要成為一門使讀者非常愉快的學問。當它開始處理山脈頂部與海洋等問題時，它必為莊嚴的。河床與內海流域伸伸縮縮、翻來覆去。一定地區的平均溫度絕不會在相當長時期內保持如此“平均”，它們反而會使不同氣象站的水銀柱像經濟恐慌期的股市報表一樣跌宕起伏，而大洋底部的上升和降落就如同傻瓜在追了一通貓後喘息不停的肚子一樣。
對於一個在很多方麵已喪失誠信的世界，我不想毀壞任何進步的幻想。但我從與“地理學事實”的鬥爭中生發了對所有深層次的關鍵統計數據的深深懷疑。我認為這種不幸的觀點差異是我們無藥可救的民族主義惡習的結果。每個小國定有借以表明其主權獨立真實性的少量數據。
但這僅屬細節問題。還有其他問題，我舉幾個例子。世界一半地區以十進製係統衡量重量與距離。另一半地區卻堅持依據十二進製係統。為了正確地將米與千米換算成碼與英裏，若不光要求接近的話，則並非易事，世界大戰中的槍械製造者們已深切地體會到了這種不適。然而，在一位稱職的數學助理的幫助下（因為我不是這方麵的天才），可以做到精確計算。但對於國家、山脈和河流的適宜名稱又如何處理呢？它們該如何拚寫？智利灣—The Gulf of Chili—Gulf of Tjili—Gulf of Tschili—Gulf of Tshi-li—自己選一個吧，我的朋友！興都庫什山—Hindu-Kush—Hindoe-Koesh—Hindu-Kutch—Hindu-Kusj—你喜歡哪一個？如果不同的主要語種至少能夠在拚寫俄羅斯的或中國的或日本的或西班牙的名字的適當方式上達成一致，那麽事態尚不算糟糕。但在將這些奇怪的語言譯成本國貨時，每個主要語種皆有至少兩個、有時是三個相互衝突的係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