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研究曆史的人說我國的傳統政治是“中國式的民主”，他們的論據是：我國的傳統，政府中的官吏完全來自民間，既經過公開的考試，又把額數分配到全國各地，並且按一定年月，使新分子陸續參加進來，由此可見我國政府早已全部由民眾組成了。
“民主”這個詞兒來自西方，不是我國所固有，咱們也不必考據這個詞兒的語源，大家心目中自然有個大致共通的概念。總之，咱們決不把通過考試的辦法選出一批人來做官叫作民主，就像咱們決不把一家老板店，因為他選用了張三李四等人做夥計，就認它是公司組織。在傳統政治上，做官隻是當夥計。夥計之上有個老板在，就是皇帝。漢唐盛世也罷，叔季衰世也罷，皇帝總是“家天下”的。他行仁政，無非像聰明的畜牧家一樣，給牛羊吃得好些，好多擠些奶汁。他行暴政，也隻是像敗家子的行徑，隻顧一時的縱欲快意，不惜把自己的家業盡量糟蹋，結果至於家破人亡。皇帝而能“公天下”，站在民眾的立場，為民眾的全體利益著想，那是不能想象的事。如今咱們心目中的民主卻是真正的“公天下”，全體民眾個個是老板，成個公司組織，決不要一個人當老板，由一批夥計來幫他開店。那些研究曆史的人也知道，要是把我國的傳統政治認為咱們心目中的民主，那未免歪曲得過了分，自己也不好意思，因此隻得勉勉強強加上“中國式的”四個字，以便含混過去。至於他們為什麽要這麽說，說得委婉些，可以借用《莊子》裏所說的，“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說得直捷些，就是他們想做官，為了想做官，寧可違犯幾個月以前發布的《審查圖書雜誌條例》中“不得歪曲曆史事實”的條款。
放過那些研究曆史的人不談，且來談談做官。自古以來，做官好像是知識分子的專業，固然很有些官兒並不是知識分子出身，但是知識分子的共同目標就是做官卻是事實。換句話說，就是要找個老板，當他的夥計，幫他的忙。“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你看他找老板的心情何等迫切。像孔子那樣的人物，雖然時代不同，不會有現代人心目中的民主觀念，可是由於他的仁心，不能不說他心在斯民。然而他如果真個找到了個信用他的老板，就不能不處於夥計的地位，為老板的利益打算，至少不得損害老板的利益。而那老板的利益與民眾的利益是先天矛盾的，那老板是以侵害民眾的利益為利益的。所以“致君堯舜上”隻成為自來抱著好心腸的知識分子的夢想。堯舜當時是否顧到民眾的全體利益，史無明文。咱們隻知道一般曆史家的看法，堯舜而後再沒有比得上堯舜的皇帝。夢想不得實現，於是來了“不遇”的歎息，來了“用舍行藏”的人生哲學。這是說，沒有老板用我，我找不到個合式的老板，我就不預備當夥計就是了。那當然與老板毫無關係，他隻是我行我素，照樣以侵害民眾的利益為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