僑居在哈爾濱的俄國人那樣多。從前他們罵著：“窮黨，窮黨。”
連中國人開著的小酒店或是小食品店，都怕“窮黨”進去。誰都知道“窮黨”喝了酒，常常付不出錢來。
可是現在那罵著窮黨的，他們做了“窮黨”了：馬車夫，街上的浮浪人，叫化子，至於那大胡子的老磨刀匠，至於那去過歐戰的獨腿人，那拉手風琴在乞討銅板的，人們叫他街頭音樂家的獨眼人。
索非亞的父親就是馬車夫。
索非亞是我的俄文教師。
她走路走得很漂亮，像跳舞一樣。可是，她跳舞跳得怎樣呢？那我不知道，因為我還不懂得跳舞。但是我看她轉著那樣圓的圈子，我喜歡她。
沒多久，熟識了之後，我們是常常跳舞的。
“再教我一個新步法！這個，你看我會了。”
桌上的表一過十二點，我們就停止讀書。我站起來，走了一點姿式給她看。
“這樣可以嗎？左邊轉，右邊轉，都可以！”
“怎麽不可以！”她的中國話講得比我們初識的時候更好了。
為著一種感情，我從不以為她是一個“窮黨”，幾乎連那種觀念也沒有存在。
她唱歌唱得也很好，她又教我唱歌。有一天，她的手指甲染得很紅的來了。還沒開始讀書，我就對她的手很感到趣味，因為沒有看到她裝飾過。她從不塗粉，嘴唇也是本來的顏色。
“嗯哼，好看的指甲啊！”我笑著。
“嗬！壞的，不好的，涅克拉西為。”可是她沒有笑，她一半說著俄國話。“涅克拉西為”是不美的、難看的意思。
我問她：“為什麽難看呢？”
“讀書，讀書，十一點鍾了。”她沒有回答我。
後來，我們再熟識的時候，不僅跳舞，唱歌，我們談著服裝，談著女人：西洋女人，東洋女人，俄國女人，中國女人。有一天，我們正在講解著文法，窗子上有紅光閃了一下，我招呼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