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書與詩
檢討的範圍是唐代開國後約略五十年，從高祖受禪（六一八）起，到高宗武後交割政權（六六〇）止。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儀伏誅，算是強製地把“江左餘風”收束了，同時新時代的先驅，四傑及杜審言，剛剛走進創作的年華，沈、宋與陳子昂也先後誕生了，唐代文學這才扯開六朝的罩紗，露出自家的麵目。所以我們要談的這五十年，說是唐的頭，倒不如說是六朝的尾。
尋常我們提起六朝，隻記得它的文學，不知道那時期對於學術的興趣更加濃厚。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這一點。這時期如果在文學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為它在文學本身上有多少價值，而是因為它對於文學的研究特別熱心，一方麵把文學當作學術來研究，同時又用一種偏向於文學的觀點來研究其餘的學術。給前一方麵舉個例，便是曹憲、李善等的“選學”（這回文學的研究真是在學術中正式地分占了一席）。後一方麵的例，最好舉史學。許是因為他們有種特殊的文學觀念（即《文選》所代表文學觀念），唐初的人們對於《漢書》的愛好，遠在愛好《史記》之上，在研究《漢書》時，他們的對象不僅是曆史，而且是記載曆史的文字。便拿李善來講，他是注過《文選》的，也撰過一部《漢書辨惑》，《文選》與《漢書》在李善眼裏，恐怕真是同樣性質，具有同樣功用的物件，都是給文學家供驅使的材料。他這態度可以代表那整個時代。這種現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隻把姚思廉除開，當時修史的人們誰不是借作史書的機會來叫賣他們的文藻——尤其是《晉書》的著者！至於音韻學與文學的姻緣，更是顯著，不用多講了。
當時的著述物中，還有一個可以稱為第三種性質的東西，那便是類書，它既不全是文學，又不全是學術，而是介乎二者之間的一種東西，或是說兼有二者的混合體。這種畸形的產物，最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種太像文學的學術，和太像學術的文學了。所以我們若要明白唐初五十年的文學，最好的方法也是拿文學和類書排在一起打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