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久以前，在成都，因孫次舟先生“闖了一個禍”[2]，久不聽見的文學史問題爭論戰又熱鬧過一陣。在昆明不大能見到那邊的報紙和刊物，所以很少知道那回事的。但孫先生提出的，確乎是個重要問題，它不但屬於文學史，也屬於社會發展史的範圍，如果不是在戰時，我想它定能吸引更廣大的，甚而全國性的熱烈的注意。然而即使是戰時，在適當的角度下，問題還是值得注目的。
孫先生說屈原是個“文學弄臣”，為讀者的方便，我現在把他的四項論證，敘述如下。
（一）《史記》不可靠。司馬遷作《屈原傳》，隻憑傳說，並沒有“史源”，所以那裏所載的屈原事跡，都不可靠（論證從略）。
（二）戰國末年純文藝家沒有地位。孫先生認為文人起於春秋戰國間，那時政論家已經取得獨立的社會地位，純文藝家則沒有。這情形到戰國末年——屈宋時代，還是一樣，就是西漢時也還沒有多大改變，所以東方朔、郭舍人、枚皋一流人都“見視如倡”，司馬相如雖有點政治才能，仍靠辭賦為進身之階（一多案：也得仰仗狗監推薦！），甚至連司馬遷都歎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蓄之”。孫先生又說，經過西漢末揚雄、桓譚、馮衍等的爭取，文人的地位，這才漸見提高，到東漢，史書裏才出現了《文苑傳》。
（三）以宋玉的職業來證屈原的身分。從《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三賦裏，孫先生證明了宋玉不過是陪著君王說說笑笑，玩玩耍耍的一個“麵目佼好，服飾華麗的小夥子”，態度並且很不莊重。而司馬遷明說宋玉是“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的，那麽，屈原當日和懷王在一起的生活情形，也便可想而知了。
（四）《離騷》內證。孫先生發現戰國時代有崇尚男性姿容和男性的姿態服飾以模擬女性為美的風氣，他舉墨子《尚賢篇》：“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麵目好美者也”，和荀子《非相篇》：“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妖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等語為證。他說，作為文學弄臣的男性，正屬於這類，而屈原即其一例。《離騷》中每以美人自擬，以芳草相比，說“昭質未虧”，說“孰求美而釋女”；又好矜誇服飾，這都代表著那一時的風氣。《離騷》據孫先生看，當作於懷王入秦以前，是這位文學弄臣，因與同列（靳尚之流）爭寵，遭受讒言，使氣出走，而年淹日久，又不見召回，以致絕望而自殺時的一封絕命書。他分析其內容，認為那裏“充滿了富有脂粉氣息的美男子的失戀淚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