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一般新詩人——新是作時髦解的新——似乎有一種歐化的狂癖，他們創造中國新詩的鵠的，原來就是要把新詩作成完全的西文詩。（有位作者曾在《詩》裏講道，他所謂後期的作品“已與以前不同而和西洋詩相似”，他認為這是新詩的一步進程，……是件可喜的事。）《女神》不獨形式十分歐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歐化。《女神》當然在一般人的眼光裏要算新詩進化期中已臻成熟的作品了。
但是我從頭到今，對於新詩的意義似乎有些不同。我總以為新詩徑直是“新”的，不但新於中國固有的詩，而且新於西方固有的詩；換言之，它不要作純粹的本地詩，但還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它不要做純粹的外洋詩，但又盡量地吸收外洋詩的長處；他要做中西藝術結婚後產生的寧馨兒。我以為詩同一切的藝術應是時代的經線，同地方緯線所編織成的一匹錦；因為藝術不管它是生活的批評也好，是生命的表現也好，總是從生命產生出來的，而生命又不過是時間與空間兩個東西的勢力所遺下的腳印罷了。在尋常的方言中有“時代精神”同“地方色彩”兩個名詞，藝術家又常講自創力（origi-nality），各作家有各作家的時代與地方，各團體有各團體的時代與地方，各不相同；這樣自創力自然有發生的可能了。我們的新詩人若時時不忘我們的“今時”同我們的“此地”，我們自會有了自創力，我們的作品自既不同於今日以前的舊藝術，又不同於中國以外的洋藝術。這個然後才是我們翹望默禱的新藝術！
我們的舊詩大體上看來太沒有時代精神的變化了，從唐朝起，我們的詩發育到成年時期了，以後便似乎不大肯長了，直到這回革命以前，詩的形式同精神還差不多是當初那個老模樣。（詞曲同詩相去實不甚遠，現行的新詩卻大不同了。）不獨藝術為然，我們文化的全體也是這樣，好像吃了長生不老的金丹似的。新思潮的波動便是我們需求時代精神的覺悟。於是一變而矯枉過正，到了如今，一味地時髦是鶩，似乎又把“此地”兩字忘得蹤影不見了。現在的新詩中有的是“德謨克拉西”[24]，有的是泰果爾[25]、亞坡羅[26]，有的是“心弦”“洗禮”等洋名詞。但是，我們的中國在哪裏？我們四千年的華胄在哪裏？哪裏是我們的大江、黃河、昆侖、泰山、洞庭、西子？又哪裏是我們的三百篇、楚騷、李、杜、蘇、陸？《女神》關於這一點還不算罪大惡極，但多半的時候在他的抒情的諸作裏並不強似別人。《女神》中所用的典故，西方的比中國的多多了，例如A-pollo,Venus,Cupid,Bacchus,Prometheus,Hygeia……是屬於神話的；其餘屬於曆史的更不勝枚舉了。《女神》中的西洋的事物名詞處處都是，數都不知從哪裏數起。《鳳凰涅？》的鳳凰是天國的“菲尼克斯”，並非中華的鳳凰。詩人觀畫觀的是Millet的Shepherd-ess，讚像讚的是Beethoven的像。他所羨慕的工人是炭坑裏的工人，不是人力車夫。他聽雞聲，不想著笛簧的律呂而想著orchestra的音樂。地球的自轉公轉，在他看來，“就好像一個跳著舞的女郎”，太陽又“同那月桂冠兒一樣”。他的心思分馳時，他又“好像個受著磔刑的耶穌”。他又說他的胸中像個黑奴。當然，《女神》產生的時候，作者是在一個盲從歐化的日本，他的環境當然差不多是西洋環境，而且他讀的書又是西洋的書；無怪他所見聞，所想念的都是西洋的東西。但我還以為這是一個非常的例子，差不多是個畸形的情況。若我在郭君的地位，我定要用一種非常的態度去應付，節製這種非常的情況。那便是我要時時刻刻想著我是個中國人，我要作新詩，但是中國的新詩，我並不要做個西洋人說中國話，也不要人們誤會我的作品是翻譯的西文詩；那麽我著作時，庶不致這樣隨便了。郭君是個不相信“做”詩的人，我也不相信沒有得著詩的靈感者就可以從揉煉字句中作出好詩來。但郭君這種過於歐化的毛病也許就是太不“做”詩的結果。選擇是創造藝術的程序中最緊要的一層手續，自然的不都是美的；美不是現成的。其實沒有選擇便沒有藝術，因為那樣便無以鑒別美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