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像是元和長慶間[4]詩壇動態中的三個較有力的新趨勢：這邊老年的孟郊，正哼著他那沙澀而帶芒刺感的五古，惡毒地咒罵世道人心，夾在咒罵聲中的，是盧仝、劉叉的“插科打諢”，和韓愈的洪亮的嗓音，向佛老挑釁。那邊元稹、張籍、王建等，在白居易的改良社會的大纛下，用律動的樂府調子，對社會泣訴著他們那各階層中病態的小悲劇。同時遠遠地，在古老的禪房或一個小縣的廨署裏，賈島、姚合領著一群青年人作詩，為各人自己的出路，也為著癖好，作一種陰黯情調的五言律詩（陰黯由於癖好，五律為著出路）。
老年、中年人忙著挽救人心，改良社會，青年人反不聞不問，隻顧躲在幽靜的角落裏作詩，這現象現在看來不免新奇，其實正是舊中國傳統社會製度下的正常狀態。不像前兩種人，或已“成名”，或已通籍，在權位上有說話做事的機會和責任，這般沒功名、沒宦籍的青年人，在地位上職業上可說尚在“未成年”時期，種種對國家社會的崇高責任是落不到他們肩上的。越俎代庖的行為是情勢所不許的，所以恐怕誰也沒想到那頭上來。有抱負也好，沒有也好，一個讀書人生在那時代，總得作詩。作詩才有希望爬過第一層進身的階梯。詩做到合乎某種程式，如其時運也湊巧，果然混得一“第”，到那時，至少在理論上你才算在社會中“成年”了，才有說話做事的資格。否則萬一你的詩做得不及或超過了程式的嚴限，或詩無問題而時運不濟，那你隻好做一輩子的詩，為責任作詩以自課，為情緒作詩以自遣。賈島便是在這古怪製度之下被犧牲，也被玉成了的一個。在這種情形下，你若還怪他沒有服膺孟郊到底，或加入白居易的集團，那你也可算不識時務了。
賈島和他的徒眾，為什麽在別人忙著救世時，自己隻顧作詩，我們已經明白了；但為什麽單作五律呢？這也許得再說明一下。孟郊等為便於發議論而作五古，白居易等為講故事而作樂府，都是為了各自特殊的目的，在當時習慣以外，匠心地采取了各自特殊的工具。賈島一派人則沒有那必要。為他們起見，當時最通行的體裁——五律就夠了。一則五律與五言八韻的試帖最近，作五律即等於作功課；二則為拈拾點景物來烘托出一種情調，五律也正是一種標準形式。然而作詩為什麽老是那一套陰霾、凜冽、峭硬的情調呢？我們在上文說那是由於癖好，但癖好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這點似乎尤其重要。如果再明白了這點，便明白了整個的賈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