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我早年思想[15]
往年舊稿有《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一文，茲略有補充，題曰：我早年思想演變的一大關鍵。
此一大關鍵者，即在我幼年以至少年時，先父未曾教我一讀儒書是也。距今七八十年前的老社會一般開蒙讀書，通是誦讀《論語》《孟子》《詩經》《書經》一類古籍，況在世代詩禮仕宦人家如我家者乎。先父之為教卻破例地不如是。先父之意蓋謂童稚之年不曉其間義理，且容後圖。於是我讀書入手即讀上海出版之教科書。信如《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一文中所說：古經書在我隻是像翻閱報刊那樣在一年暑假中自己閱讀的。我在思想上既未先蒙受儒家影響，而從我好為觀察思索的頭腦，不期而竟自走入佛家厭世出世一路去了。
對於人生苦樂的留心觀察，是我出世思想的開竅由來，從而奠定了此後一生歸宿於佛法。蓋認定“人生是苦”實為古印度社會的一種風氣，是即其所以產生佛法者；而我從少年時思想上便傾心於佛家者亦正在此。
然而從來為中國社會文化之正脈的主流的儒家孔門思想理趣，恰恰與此相反。試看往時人人必讀的《論語》一書，既以“子曰不亦樂乎”開頭，而全部《論語》都貫串著一種和樂的人生觀——一種謹慎地樂觀態度。如雲：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貧而樂；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如是等等。此其顯示出來的氣氛又何等不同！宜乎後儒便有“尋孔顏樂處”之倡導了。
正是由於我懷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發現先儒這般人生意趣，對照起來頓有新鮮之感，乃恍然識得中印兩方文化文明之為兩大派係，合起來西洋近基督教的宗教改革下發展著現世幸福的社會風尚，豈不昭昭然其為世界文化文明三大體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