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專製社會裏，組織是個令人敬畏的詞，一切的任用、獎勵、教諭和懲罰都來自組織，而所謂的組織處理又往往是最能體現辦事效率、也最能體驗操作快感的活兒，那種果斷、精致和得心應手，真有如庖丁解牛一般，每一刀都臻於藝術，堪稱遊刃有餘。
首先從嶽飛當初的幕僚團隊下手。這中間又分幾種情況。
第一種是緊跟派。有一個叫智浹的進士，“知書，通春秋左氏傳，好直言”。大概因為書讀多了，就難免迂腐。在一般人看來，此公雖然姓智，智商卻不高，根據就是他“好直言”。一個小人物要在社會上生存，其他什麽都可以“好”，唯獨不能“好直言”。要不怎麽自古就有“明哲保身”的說法呢？反之，你不明哲，不通世故，不辨輕重，什麽話都敢講，也不管是不是和上麵保持一致，當然就不能保身了。因為性格原因，這個智浹一直混得不好，嶽飛把他招至幕下，以賓客待之。嶽飛下獄後，智浹“好直言”的脾氣又來了，竟然上書為嶽飛鳴冤叫屈。這樣的人能有什麽好果子吃呢？“坐決杖，送袁州編管。”死打一頓，吊銷戶口，送到廣闊天地去勞動。那時候對官員和讀書人的處分有流放、編管、聽讀幾種：流放是以罪犯身份到邊遠地區去服刑；編管則是編入當地的戶籍，由地方官嚴加看管；聽讀相對輕一些，大致相當於下放勞動接受再教育一類。智浹是個小人物，落得這樣的下場，那叫作噘嘴騾子賣個驢價錢——全賤在一張嘴上。
李若虛原先也是嶽飛帳下的幕僚，後來官至司農少卿、秘閣修撰。主帥出事了，那些在他手下幫忙或幫閑的人自然脫不了幹係。但李若虛的問題還要比這更嚴重。紹興十年夏天，金人背盟南侵，一心求和的趙構也隻得應戰。這是宋金開戰以來最大規模的戰事，雙方動員的兵力都在二十萬以上。在戰爭的初始階段，宋軍的形勢相當不錯，特別是中路軍的劉錡在平原地區取得了“順昌大捷”。嶽家軍也從鄂州麾兵北上，準備與金軍主力在河南決戰，一舉光複中原。但前線的勝利卻讓朝廷惶惶不安，官家既擔心嶽飛成就北伐偉業，功高震主；又害怕嶽飛在軍事上的失敗使自己失去和金人和談的資本。他派當時擔任司農少卿的李若虛出使嶽家軍，傳達他“重兵持守，輕兵擇利”的手詔和“兵不可輕動，宜且班師”的口諭。這樣的最高指示簡直混賬透頂，嶽飛當然無法接受。他向李若虛詳細分析了戰場形勢，認為十年之功，在此一戰，對金反攻決定性的時刻已經到來。李若虛激於大義，決定不再阻撓嶽飛進兵，自願承擔“矯旨之罪”。而就在他返回行都的路上，就不斷傳來嶽家軍所向披靡的捷報。回到臨安，李若虛上奏了嶽飛對形勢的分析，認為不用多長時間就會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所擔心的隻有其他將領不能和嶽家軍協同作戰。官家雖然惱火，但由於戰局尚在演變之中，一時也不便貿然處分李若虛，隻能恨在心裏。現在到了組織處理的時候，李若虛理所當然地被安排在第一批次，他和嶽飛的另一個叫朱芾的幕僚“並落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