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慶，除去元旦和冬至，還有聖節。元旦是一個完整時間序列中的第一天，即所謂的一元複始；冬至則標誌著白晝漸長，在天地陰陽二氣中，陽氣開始上行，因此，這兩個節日都體現了神的意誌。相對於“神”而言，“聖”略次之，聖節是皇帝和皇後的生日，亦包括太上皇和皇太後。封建王朝的統治理念是天人合一，君權神授，如果說神是掌握一切的董事長，聖就是替天行道的總經理。但這個總經理一點也不客氣，聖節的重要性和隆重程度居然與元旦、冬至等同，也是普天同慶。把自己的生日作為整個國家和全體民眾的節日，這是“家天下”思想合乎情理的體現，家長過生日，能不闔家慶賀嗎？
這中間，皇太後的生日具有特殊意義。作為皇帝的母親，皇太後是普天之下唯一比皇帝還要尊貴的人，這當然是在沒有太上皇的時候。皇帝雖貴，但終為人子，他那不對任何人彎曲的膝蓋——有時甚至在神靈麵前也不跪拜，趙宋立國不久，太祖皇帝視察大相國寺，在佛像前問陪同的和尚應否跪拜，和尚很得體地回答：“現在佛不拜過去佛。”太祖會心一笑，遂不拜——在自己的老娘麵前是要下跪的。中國曆來的傳統是子以母貴，母以子榮，因此典製規定地方各級官員的母親出行，可以用其子所能享受的一切儀仗，但其父則不行。這樣的規定雖然有點看不懂，但我們至少可以從哺乳動物所共有的戀母情結中找到淵源。
皇太後韋氏的聖節是十月二十五日。但十月二十五日隻是**，作為前戲的籌備工作其實早就開始了。
首先是“衙前樂”的組織和排練。
作為聖節期間的文藝演出隊伍，“衙前樂”是個新名詞。所謂“衙前”至少包含兩層意思：一、是“衙前”而不是後庭，說明這些藝人不是朝廷或官府固定包養的。二、既然就在“衙前”，說明是可以隨時呼喚招之即來的。很顯然，這和北宋時的舉國體製不同，北宋的時候，朝廷設有教坊，那是由國家出錢供養的專業文藝團體，專門為朝廷的禮儀活動和宮廷宴會服務。徽宗皇帝本人就精通音律，又好大喜功，因此教坊的隊伍相當龐大。在從崇寧到宣和的那些年裏，到處是盛世歡歌和升平樂舞。當時有一種理論，說國家錢太多了，國庫裏堆積的財貨有如漢朝的西園庫和唐朝的瓊林庫，這兩個庫都是把財貨囤在裏麵不開銷，時間長了都爛掉了，所以白居易在詩中寫道：“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怎樣才能不讓財貨“化為塵”呢？那就趕緊花呀，揮霍呀。錢隻有在使用時才具有價值，藏在家裏隻是一個數字。這種話當然是有錢人說的，宋王朝當時就相當有錢。於是除了給官員加薪和興建各種形象工程，就是公款吃喝。有意思的是，那些因為太富了才不得不舉行的宴會，恰恰要用一些帶“窮”字的詞語才能形容，例如：窮奢極欲，窮吃海喝，窮形盡相，甚至窮凶極惡。每一次宴會都像是最後的晚餐，都像是今天吃過了明天就要去死的樣子。那麽就吃吧，人類的進步很大程度上就是吃出來的，火的使用，弓箭的發明，種植和狩獵等等，都離不開吃。在宋代的文明成果中，除去活字印刷而外，就是宋詞以及河豚的吃法，後兩項都與宴會有關。吃喝風起來了，助興的歌舞亦隨之風起雲湧，各種晚會都以奢華的名義互相比拚。對於藝人們來說，那是一段陽光燦爛的幸福時光，隻要你歌唱得好，舞跳得好，或俏皮話說得好，琴彈得好，就可以混一個待詔或祗候之類的高級職稱，那都是體製內的勾當，雖沒有多大權勢，卻可以享受相當一級官員的俸祿。那時候體製內的藝人還不興出場費，但每次演出的賞賜就已經讓他們盆滿缽滿了。所以有點名氣的藝人，收入遠高於翰林院那些學富五車的文人官僚。有些歌者和舞者還借助於文人的詞章而留名青史或豔史，例如趙青青、李師師、謝媚卿。但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不管排場如何盛大。漁陽鼙鼓動地來，金人驍勇的鐵蹄為這出盛世豪宴畫上了最後一道休止符，歌舞的看客和表演者都當了金人的俘虜，教坊成了一個奢華時代最後的絕響，如同京師景龍門內那美輪美奐的艮嶽一樣。南渡以後，局勢動**加上財政吃緊，教坊從此裁撤。朝廷每有典禮需要用樂時，就讓民間的藝人和妓女們臨時客串，也就是花錢買服務，省去了一大筆養人的開支。這種市場化操作從經濟上講很合算，藝人們隨叫隨到，就像在衙前的台階下聽候召喚一樣，故稱之為“衙前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