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江南正值梅雨季節。
在一個農耕社會裏，物候是人們生活中最重要的參照係，好多浪漫而富於詩意的名稱亦由此而來，或者說，它們是互相印證聯袂演繹的。例如清明前後的雨水叫“桃花水”。有一種恰好在麥收時節遷徙路過的鳥叫“麥黃鳥”，在我的家鄉一帶則稱之為“麥枯草枯”，那是模仿其叫聲。而梅雨之得名，原因也正如有人寫過的一句很著名的詩——“梅子黃時雨。”
梅雨是消消停停不緊不慢的，落在農家的茅屋上悄無聲息，也悄無聲息地把場頭上的農具洗得很幹淨。陽光像華清池裏出浴的楊貴妃一樣嬌柔無力。不管下雨還是放晴，空氣總是潮濕而凝滯。鄉村裏彌漫著麥草黴爛的氣味。老樹的根部和牆腳的麻石上長滿了苔蘚。晾衣服的女人抹去長竹竿上的黑斑，歎了口氣：怪不得叫“黴”雨呢，沒一處不上黴的。
地裏的雜草歡快地瘋長，這是它們最好的季節，無論溫度還是濕度都恰到好處。這時候農人也沒工夫來收拾它們。“田家少閑月，五月人倍忙。”這裏說的是唐代的關中一帶，但宋代的江南更甚，因為到了南宋的紹興初年，以稻麥連作為主的複種製度已在江南地區普遍推廣。收獲和播種都集中在這個雨季裏，農家的忙碌可以想見。中國被稱為萬年稻作之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美合作在江西省萬年縣吊桶環遺址的發掘表明，約在一萬年前，當地人已經從采集野生稻米轉向種植。江南濕潤多雨，水稻曆來是農作物中的大宗，對於解決民眾的日用口糧和軍需供應（秋苗上供、私糴、馬料等等），可謂舉足輕重，故時人稱之為“國之重寶”。也同樣因為水多地濕，麥子在南方產量不高，種植多是隨意點綴，即使種了，有時也僅是作為稻作的綠肥，並不在於收獲。任何耕作製度的變革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都是在不動聲色中悄悄完成的，但其中的曆史必然性卻無法拒絕。宋朝定鼎以後，由於人口急劇增長和耕地相對不足，增加複種指數成為一項具有革命性的舉措，而稻麥連作作為一種成熟的耕作製度，其確立和繼往開來，關鍵時期即在南宋。當時，與稻麥連作製並存於江南各地的，還有水稻與油菜、蠶豆等夏熟作物，二麥與豆類、雜糧等秋熟作物搭配組合的複種方式。在梳理這些史料時，我有幸看到一長串當時各類作物的品種稱謂，那些名字不僅體現了農民的樸素俚俗，也不乏藝術家的浪漫。例如有一種早熟的秈稻，謂之“隨犁歸”——剛剛耕作完畢，收獲就隨之到來了——何其形象！還有一種高產的粳稻，謂之“富不覺”——不知不覺中就讓你富起來了——何其生動！還有什麽“金釵稻”“貴妃糯”“九裏香”“羊脂玉”，又何其典雅通脫！難怪史書中也不得不讚道：“土人通藝焉。”其中的有些名稱，在我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回鄉務農時仍一直在沿用，那種耳熟能詳的親切感幾乎在瞬間稀釋了八百多年的曆史煙雲。例如大麥中的“六棱”，小麥中的“佛手”“和尚”，水稻中的“矮腳黃”“紫梗”“芒糯”“香糯”，豆類中的“牛踏扁”（蠶豆）、“紅小豆”，這些產生於唐宋，散見於各類方誌和文人詩詞，又被大才子解縉輯入《永樂大典》的名字啊，也許它們的習性和產量早已改變，隻有形態——例如禾稈的高矮、穗頭的棱數、有芒或無芒，等等——仍舊一以貫之，但八百多年前江南地區農業生產的發達程度可以想見。在這個收種交集的五月裏，時斷時續的黃梅雨伴隨著鄉村各個場景裏忙碌的身影，就像一曲緊拉慢唱的戲文，一直延續到小暑前後。梅雨雖則纏綿，但就像戀愛的男女一樣，緣分一盡，說散就散。梅雨一停，天空豁然開朗，暑熱就降臨了。但農人是不怕熱的，因為地裏所有的莊稼都不怕熱——隻要不是幹熱。民間向有“一米度三關”或一粒稻七擔水的說法，說的都是種稻的辛苦和稻米的寶貴。新麥入倉，黃秧落地，農家的忙碌才隻是開了個頭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