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改稻為桑的事情，梁叛當然是從呂致遠的書信中瞧來的。
問題是在呂致遠的書信當中，從來就沒有將北京都察院和改稻為桑的事情聯係在一起。
梁叛因為於高層政治沒有任何認知，不明白各類人事之間的利害關係，自然也就想不出這兩件事之間的關聯。
他第一次看到“改稻為桑”四個字，是在一封兩年前的書信當中。
那封書信上說的是崇佑三十年初朝中的一件八卦——當然，現在梁叛已經不再將這件事當成八卦來看了。
崇佑三十年九月曲周縣李賊聚眾起義，先後攻入山東巨野、河南太康等縣，隨後打進南直隸，圍攻亳州，聲勢愈來愈大，以至於朝野震動。
因為當時淮河潁水之間年饉大荒，所以這場叛亂有大量從賊之眾其實是淮潁之間的災民，朝廷便想出一個“以撫代剿”的策略，打算安撫災民，讓叛軍自行瓦解。
這個思路原本是極其對症的，既能宣揚皇帝愛民之舉，又可減少殺傷衝突，但當時戶部卻極力反對，直言災民貪得無厭，京畿各倉已盡數空虛，無力賑濟滿足。
對此都察院附議，認為戶部說得有道理。
內閣一查京畿各個倉場，果然隻夠應付當年的支度，便開始徹查錢糧的去向。
這一查才知道，原來不是錢糧揮霍得多，而是每年進賬太少。
大明朝至崇佑年收入一年減似一年，國庫連年空虛，至此已有積重難返之勢。
於是當年臘月，董閣老下令南京都察院會同戶部、戶科三司查勘後湖黃冊、各處上報最新魚鱗圖冊。
可是兩個月後南京都察院紋絲未動，各處衙門除了南直隸蘇州府以外，竟然無一送到圖冊。
董閣老在朝會上大發雷霆，派人備查各處租役，整理核對，發現崇佑三十年天下田土在冊者竟然隻有三百二十六萬四千頃有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