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投資是一項帶有嚴密的科學性的智慧活動，因為投資必須考慮到投資環境合適與否。李嘉誠深知投資環境如果還不成熟，一旦投資，就會造成進不能進，退不能退的尷尬局麵，因此對於投資環境的選擇十分審慎，一直把它作為戰略決策的重要前提。
李嘉誠堅決不遷冊海外，在長達十餘年的遷冊風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在投資內地問題上，他卻顯得十分保守，甚至明顯落伍，與他在海外的投資不成比例。然而1992年以後，他在大陸的投資卻一發而不可收拾，後來居上。這種變化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一時間成為人們議論的焦點。
曾經有記者問李嘉誠：“為什麽你在1992年前，隻在中國內地大筆捐贈公益事業，而基本上沒有投資？”李嘉誠回答說：“我們一直在部署，到1992年，大陸的投資條件才算成熟。”
從李嘉誠的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發現一些他在投資方麵獨到的見解，而這些見解或許就是他成為華人首富的秘訣。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中國政府積極推行對外開放政策，開始大力引進外資。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港資投資內地，漸成風起雲湧之勢。在這股投資潮流中，絕大部分是中小企業主，他們多在珠江三角洲開辦勞動密集型加工業，因為這類企業易進易退，風險很小，而且利潤也不低。
而最令人注目的是，不少香港大財團開始參與投資內地的基本建設。1979年，霍英東參與投資廣州當時規模最大、級別最高的白天鵝賓館建設；與此同時，包玉剛投資改建寧波北侖港；利氏家族興建五星級的廣州花園酒店。從1983年起，郭鶴年先後在內地興建了北京香格裏拉、杭州香格裏拉、北京中國國際貿易中心等10多幢大型物業。而胡應湘則牽頭興建了廣州中國大酒店、深圳沙角發電廠、廣深珠高速公路等數項大型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