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大意】孔子說：“用政令來訓導，用刑法來整治，老百姓知道避免犯罪，但並沒有自覺的廉恥之心。用道德來引導，用禮教來整治，老百姓就會有自覺的廉恥之心，並且心悅誠服。”
孔子與衛文子有一段對話，對這裏的論述作了發揮。
孔子說：“用禮教來統治老百姓，就好比用韁繩來駕馭馬，駕馬者隻需要握住韁繩，馬就知道按駕馬者的意思行走奔跑。用刑法來統治老百姓，就好比不用韁繩而用鞭子來驅趕馬，那是很容易失去控製，甚至把駕馬者厄下來的。”
衛文子問道：“既然如此，不如左手握住韁繩，右手用鞭子來驅趕，馬不是跑得更快嗎，不然的話，隻用韁繩，那馬怎麽會怕你呢？”
孔子還是堅持說，隻要善於使用韁繩，駕馭的技術到家，就沒有必要用鞭子來驅趕。
這裏的對話是非常有意思的。實際上說的是儒家政治與法家政治的區別：儒家政治主張德治，以道德和禮教約束民眾；法家政治主張法治，以政令、刑法驅遣民眾。德治側重於心，法治側重於身。而衛文子的看法，則是德治、法治兼用，儒、法並行。如果我們從實際出發，考察曆史和現實，顯然還是衛文子的主張比較行得通一些。
隻是孔子針對當時法家的“法治”路線，提出了“為政以德”、“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禮治”路線，強調道德教化的作用。
孔子認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行政命令、刑法這些強製性的手段隻能起一時的震懾作用，老百姓不會心服。如果用“德治”、“禮治”的辦法，老百姓就會“有恥且格”，服從統治了。孔子特別指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因為《詩經》語言溫柔敦厚，哀而不傷，樂而不**，所以孔子十分重視“詩教”，出於政治的需要，《詩經》往往被斷章取義，比附上許多道德觀念。“思無邪”就是要“思想不邪惡”，不違背周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