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大意】孔子說：“熟讀《詩經》三百篇，交給他政事，卻不能處理得好；叫他出使外國，又不能獨立應對；雖然讀得多，又有什麽用處呢？”
春秋時代詩與政治、外交活動密切相關，無論是處理政事還是在外事活動中，往往都會引證“詩曰”，隨口吟出，而能夠切合適用。這是非常有意思的時代風氣，有點像解放後，在“**”運動中隨口引用毛主席語錄一樣。它並不是要求政治家都成為詩人，更不是要求詩人來做政治家，而是因為詩裏麵包含了許多豐富的知識，且有表達情感，打動人心和審美、教育等多方麵的功能，確實可以在政治、外交等場合起到超乎尋常的作用。尤其是經孔子刪訂的《詩經》三百篇，更是如孔子所說：“可以激發感情，可以觀察社會，可以交往朋友，可以怨刺不平。近可以侍奉父母，遠可以侍奉君王，還可以知道不少烏獸樹木的名稱。”(《陽貨》)所以，孔子號召“小子何莫夫學(詩)？”(《陽貨》)要求學生都要學習《詩經》。
不過，孔子從來是要求學習為應用而反對讀死書的，正如他在《學而》篇裏強調的那樣：“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的目的是為了“行”。如果不能“行”，你書讀得再多也是沒有用的。相反，隻要你能夠言談舉止得體，行為方式得當，那就如他的學生子夏所說：“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學而》)
說到底，還是求實務本，學以致用。
孔子所說的“道”有兩個方麵含意：一是道德、道理，即一個人的行為規範；二是方麵、方法，亦即事物的道理。
孔子把學習、掌握、實行“道”的程度區分為四種：一是共同學習的人群中，有的人並未懂得某些道理；二是部分人能夠理解所學內容的道理，並掌握其方法；三是部分人能使用所學的方法，並堅持某種道義；四是部分人能隨機應變，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正所謂同樣受教，得“道”各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