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早在古希臘時期，甚至還早之前就有關於貨幣的論述。比如，古希臘著名思想家亞裏士多德在著述中就曾說過，貨幣的“出現不是出於‘自然’而是出於人為的力量（‘法律或者習俗’），而且我們有力量改變它，或者使它無用。”
為什麽將亞當·斯密及其著作《國富論》作為本書的開端？一來《國富論》是第一本關於經濟學的書，之前關於貨幣的論述大多散落在哲學、道德倫理以及律法等書中，而亞當·斯密的貨幣理論完全是基於其關於經濟論述的基礎上，一脈相承、自成一個完整的體係。更重要的是，若將《國富論》放在當時背景下，其意義則更加重大。
亞當·斯密撰寫《國富論》的時候正是啟蒙運動的時代，在此前一千多年裏，歐洲都在基督教的統治下。由於基督教強調的是去世後那個美好的彼岸，人的一切行為都是為了贖罪，因此對於現世的一切事物（如生產）是不需要關注，甚至認為是毫無意義的。特別是對於財富的創造和積累（禁欲要求），基督教認為這是無益於進天堂的。《聖經》裏有個著名的小故事，有一個有錢人問耶穌如何才能進天堂，耶穌告訴他把錢全捐給窮人，結果這個富人麵露難色，耶穌就對徒弟們說：“看啊，要讓富人進入天國比要駱駝穿過針眼都難。”因此，諸如借貸、貿易這類行業，基督徒是不會從事的，唯有不受待見的猶太人才幹。
顯然在這樣的價值觀指導下，人們都聚焦於贖罪以及死後的那個天國，賺錢、創新等提高生產的行為是毫無意義的，乃至有害的。因此，縱觀整個中世紀歐洲，在經濟、科學發展上可謂是一片荒蕪。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富論》所倡導的自由市場、自由貿易以及國民對財富追求的理念。這與啟蒙運動強調理性精神，宣傳自由、平等和民主是高度相符合的。比如，在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看來，自由貿易就是平等的表現，因為在市場中，不管你的人種、階級、信仰、出身如何，大家都要公平的進行交易。從這個角度看，亞當·斯密及其著作《國富論》意義更加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