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章討論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知道導致危機發生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影子銀行體係的期限錯配，即影子銀行在回購市場借入短期資金買入長期資產。在貨幣危機中同樣也存在一個錯配，就是幣種的錯配。新興經濟體往往在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美元）低利率時借入大量外債，當主要發達經濟體收緊貨幣政策時，一方麵這些外債的利率上漲，另一方麵借入的幣種相對本幣升值，導致新興經濟體無法償還外債，從而引發貨幣危機。在上一章老李公司的例子裏，由於本國貨幣的升值，老李公司的淨資產瞬間增長了3倍，老李開始了愉快地加杠杆過程，又向境外銀行借了10萬美元，並用這10萬美元繼續購買債券（60萬人民幣）。現在老李的資產是160萬元人民幣，負債是130萬元人民幣，淨資產仍然是30萬元人民幣。如果此時美聯儲加息，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重新回到8:1。老李的資產仍然不變，還是160萬人民幣；變的是老李的債務，債務由原來的130萬人民幣變成了170萬人民幣（20×8+10）。僅僅因為本國貨幣貶值老李的淨資產就變為了-10萬人民幣，這還沒有算上上漲的利息。
我國2015年“8·11匯改”之後，由於人民幣持續貶值，國內企業預期未來還會貶值（情緒、動物精神），為了避免後續債務加重開始提前還款。對於大多數借入外債的企業來說，這時候沒有外幣收入的（除部分出口企業），需將手中的人民幣兌換成外幣（主要是美元）償還外債。企業通過銀行購入美元（購匯），銀行又將人民幣賣給中央銀行換取美元。這一過程，中央銀行外匯儲備減少，同時在銀行的準備金賬戶上減少等值的準備金（基礎貨幣），這無異於跟隨美國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這就是“二元悖論”的最生動的案例。
以前我國應對這一情況主要采取的是，中央銀行通過動用外匯儲備買入人民幣賣出美元，幹預外匯市場以及資本管製（限製資金大進大出）。固定匯率製的弊端前麵章節已經介紹過。對於資本管製手段，確實在一定時期起到了限製資金大進大出的效果。但是，隨著我國日益成為一個大型經濟開放體，資本管製措施對於較為開放的經濟體往往難以奏效，即使可以在短期內起到約束作用，也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因經濟失衡帶來的資本流動。而且隨著金融市場發展和金融產品創新，繞開管製的渠道越來越多。其次，資本管製措施也難以有效防範係統性、全局性風險。資本管製多是對微觀主體的特定行為加以限製，難以有效應對跨境資本流動潛在風險在金融體係的傳導、對市場信心和預期的衝擊等係統性、全局性風險。最後資本管製措施成本較高。因為資本管製會扭曲市場行為，人為割裂國內、外資金流動，使資金使用效率低下，資金成本提高。中國是一個開放的大型經濟體，貿易依存度很高，不當管製有可能影響信心和國際收支平衡[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