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妨將傳統的“不可能三角”比作是一個等邊三角形，即資本流動、匯率製度和貨幣政策獨立性三者是同一個量級。如果選擇資本自由流動，匯率浮動則可以有效隔離外部衝擊，保證實現獨立貨幣政策。例如，當出現資本流入時，貨幣匯率升值（本幣需求增加），相當於本幣“漲價”了，從而抑製了投資者對該貨幣的需求，因此不會發生持續的資本流入，中央銀行不必為了維持固定匯率而被動吞吐貨幣，有條件維持與其他國家不同的利率政策，即體現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不可能三角”的等邊情況大體是符合實際經濟情況的（圖8-2）。但是，危機之後，主要發達經濟體（美國、日本、歐盟）實行了一輪又一輪的量化寬鬆政策，前麵介紹過這些貨幣並沒有流入本國的實體經濟，而是進入國際金融市場投機套利，全球跨境資本流動規模非常大，且流動方向經常發生劇烈變動，這就使得資本流動這個角的分量超過了另外兩個角，等邊三角形變成不等邊三角形。自由浮動的匯率無法抑製大規模資金進出，匯率出現類似股票那樣“追漲殺跌”的特征，匯率貶值引發資本的持續流出並進而導致匯率進一步貶值，形成一種了螺旋式的下跌。在類似亞洲金融危機這樣的極端情況下，即使是浮動匯率製也無法發生任何作用，匯率製度這個角消失，“不可能三角”就變成“二元悖論”——資本自由流動和貨幣政策獨立二選其一。
圖8-2 “不可能三角形”的等邊情況
關於“二元悖論”在現實中最經典的體現莫過於美國經濟學家金姆（Kim）對七國集團[28]的研究。他的研究發現，即使在匯率完全自由浮動的七國集團範圍內，在美國實施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後，對其他六國的產出也會產生正向的拉動作用。從測算的數據來看，這一拉動作用相當於對美國經濟拉動作用的1/4～1/2 [29]。在經濟學裏這被稱為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用大白話說，就是貨幣政策的“傳染”。但是，這一“傳染”是單向的，這六國的貨幣政策並不會影響美國[30]。這說明，即使采取完全浮動匯率的發達國家也無法實現貨幣政策的獨立，因為它們都是資本自由流動的國家。而對於發展中國家則更甚。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茲（Edwards）對智利、哥倫比亞、墨西哥這三個實施自由浮動匯率製度的國家在2000～2008年間的貨幣政策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自由浮動的匯率並沒有給這些國家帶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美聯儲利率的變動同樣會“傳染”到這三個國家[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