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裏德曼的理論裏，由於價格和工資的靈活變化，貨幣的變化並不會引起“自然失業率”的變化。然而學者們對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成員國（經合組織）的研究發現，自然失業率不僅會發生變化，而且變動相當劇烈，仿佛“脫了韁的野馬”。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開始，自然失業率遠高於被譽為“黃金年代”的50～70年代。盡管，弗裏德曼認為是工會的建立、更高的失業補償、最低工資製度等因素導致了自然失業率的上升，但是這些無法解釋80年代自然失業率的上升。比如到80年代時，工會組織的影響已經明顯減弱。
新凱恩斯主義者重新從需求角度解釋失業率的上升。他們認為大宗商品為代表的原料上漲，特別是石油危機期間原油價格的衝擊，美元利率的上漲，以及“動物精神”導致的投資下降都使得總需求下降。由於工資剛性和價格黏性使得勞動力市場和商品市場無法出清，非自願失業長期存在。
宏觀政策上，新凱恩斯主義者就認為貨幣對於經濟是非中性的，貨幣一定會影響產出、就業等實際經濟變量，貨幣政策不能采取弗裏德曼所說的單一規則，由於存在市場失靈，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必須予以幹預。與凱恩斯主義者不同，新凱恩斯主義融合了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理論部分的主張。他們認為高通脹率是有害的，通脹越穩定越有利於經濟發展，控製通脹是貨幣政策的目標。在政府幹預的程度上，新凱恩斯主義者們還沒有統一的意見，相當一部分新凱恩斯主義者並不認同凱恩斯的相機抉擇機製。但是，他們都認為麵臨導致持久性的巨大衝擊時，政策幹預是必要的，因為市場經濟的調整過程運轉得較緩慢。斯蒂格利茨指出：“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也相信，麵臨迅速變動的經濟時，設計恰如其分的規則性政策事實上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