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製禮作樂
孔子曾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在孔子看來，夏、商、周在禮儀製度上的變化是“損益”的關係，即有所減損或增益。殷承於夏，周又承於殷，在周代以後雖然經過百世也還能看出它們的承接關係。
孔子對夏、商、周三代文化因承關係的論斷放在中國的曆史長河來說，可謂公斷，然而單就夏、商、周三代而言，其變化還是比較顯著的。因此近代史學大家王國維在其名著《殷周製度論》中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周人的禮樂製度雖然因於殷禮，因為當時殷人的文化水平確實高於興起於西方的小國周，但在周公、成王之後，周人的禮與殷人的禮差異很大，由此可斷定周人在革殷商之命後，繼而革殷商之禮，這個巨大的變革即為周公的“製禮作樂”。
關於周公製禮作樂的記錄始見於《左傳·文公十八年》，其中記載季文子的話說：“先君周公製禮作樂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事民。’”魯為周公之子伯禽所建的封國，奉周公為始祖。季文子是魯國的世家子弟，所在的春秋時代距離西周並不久遠，他的話應該是可信的。而且根據殷商周初的甲骨文和金文以及後世文獻考證，武王之後的周禮與殷商有較大區別。而武王去世之後，成王幼弱，能繼承大統並改製的隻能是踐天子之位而攝政的周公，所以說周公製禮作樂應該確有其事。那麽，周公到底製了什麽禮，作了什麽樂呢？
《尚書·周書·召誥》記載周公總結夏、商滅亡的經驗教訓時說道：“我雖然不知道夏、商的統治應該延續多少年，但是它們因為不敬闕德故而失去了天命，早早離開了曆史舞台。”然後，他們又對殷人“先鬼而後禮”的天命思想進行了反思。周人已經認識到“天命無常”，即天命會發生轉移，而這個轉移的基點就是“德”，是民心所係。也就是說天命以人心向背為根據決定王權的興衰，而民心的向背又取決於統治者的“德”。於是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將殷人的重神事轉移到人事中來，同時用禮樂製度來表現和鞏固周人之“德”。可見周公的製禮作樂，是基於“德”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