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器銘文
到了西周初年，隨著分封建國的需要，作為禮器的青銅器得以大量鑄造，如《禮記·祭統》所說“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青銅器大多鑄以長篇銘文，用來頌揚祖德，刻記功烈或記述周王錫命，傳遺子孫。這些長篇銘文，書有定格，布局講究，記述了大量史事。平王東遷以後，周室衰微，霸權疊興，隨著諸侯勢力的增強，諸侯國各自為政，青銅銘文也出現了隨意性，多為婚姻聯誼、誇耀祖先的內容。戰國以後，隨著奴隸製的瓦解和鐵器的出現以及簡冊書帛的通行，青銅器銘文也隨之衰落。
西周是青銅文明的鼎盛時期，也是青銅器銘文大發展的時期。該期的銘文青銅器數量眾多，內容豐富，且銘文較長，像《何尊銘》《大盂鼎銘》那樣記述貴族接受周王的訓誥和冊命典禮的長篇巨著屢見不鮮。這些大量的銘文記載了諸如曆代君王祭典訓誥、宴饗田獵、征伐方國、賞賜冊命、奴隸買賣、土地轉讓、刑法訴訟、盟誓契約、家史婚媾等事跡，反映了當時社會政治、軍事、經濟以及法製、禮儀等諸多方麵的資料。晚清時期的學者大家如阮元、龔自珍等都曾談及金文（即青銅器銘文，又叫鍾鼎文）資料的重要性。龔自珍在《說彝器》中說“凡古文，可以補許慎書之闕；其韻可以補《雅》《頌》之隙；其禮，可以補逸禮；其官位可以補《世本》之隙；其言，可以補七十子大義之隙”，說的就是銅器銘文對經學的補遺作用。近代著名學者郭沫若在《兩周金文辭大係考釋》初序中也說“傳世兩周彝器，其有銘者已在三四千具以上。銘辭之長，有幾及五百字者，說者每謂足抵《尚書》一篇，然其史料價值殆有過之而無不及”，直接指出了銅器銘文的史料價值——可以印證古史，補充史書缺佚。它與甲骨文一樣是研究商周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