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彪與《續漢書》
司馬彪（約240年—306年），字紹統，河內溫縣（今河南溫縣西）人，司馬懿弟司馬敏後代。幼年時勤學好問，孜孜不倦。但由於他好色薄行，遭到他父親的貶斥，不準他當繼承人，所以就專心致誌地博覽群書，研究學問。曾任騎都尉，秘書郎，秘書丞。著有《莊子注》《九州春秋》等。司馬彪認為：“漢氏中興，訖於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繁雜……安、順以下，亡缺者多。”於是他“討論眾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誌、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晉書·司馬彪傳》）。這是一部完整的東漢史著作，共八十卷，記載了從世祖光武帝劉秀到孝獻帝劉協二百年的東漢史事，包括紀、誌、傳、後紀，傳散亡，僅存八誌：律曆誌三篇，禮儀誌三篇，祭祀誌三篇，天文誌三篇，五行誌六篇，國誌五篇，百官誌五篇，輿服製二篇，凡三十篇。從內容上看，百官、輿服二誌是《史記》《漢書》所沒有的。然輿服誌的撰寫，東漢末年董巴、蔡邕已有創議，百官誌則取資於皇家“故簿”。至於郡國誌，謝承《後漢書》已立為誌目，實由《漢書·地理誌》而來，盡管如此，《續漢書》八誌還是被譽為“王教之要，國典之源，粲然略備，可得而知矣”。（劉昭《後漢書注補誌序》）可見，《續漢書》在繼承前人成就的基礎上起著無與倫比的巨大作用。
《續漢書》八誌在撰述思想上有三個特點。
第一，是注重考察典章製度的變化。如其《郡國誌》序稱：“《漢書·地理誌》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由，至矣，今但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以為《郡國誌》。”一是注意到東漢以來的變化，二是注意到讀史的需要。其《百官誌》序稱：“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漢承秦置官本末，訖於王莽，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又職分未悉，世祖節約之製，宜為常憲，故依其官簿，粗注職分，以為《百官製》。”這是指出了《百官公卿表》重在記“置官本末”，而《百官製》重在記百官“職分”，即職務祿位與責任範圍。說明“表”與“誌”的不同，而後者更詳於官製的變化。其《輿服誌》因是首創，故不獨僅記東漢，而是通記“上古以來”車服製度的演變，“以觀古今損益之義”。這確實獨具特色，為史書體例又增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