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帝、呂後時期（前194—前180年），無為思想在政治上起著顯著作用。丞相曹參沿襲蕭何輔佐漢高祖的成規，所謂“蕭規曹隨”，舉事無所變更。在這十五年中，很少興動大役。惠帝時幾次發動農民修築長安城，每次為期不過一月，而且都在冬閑的時候進行。惠帝四年（前191年）又“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呂後元年（前187年）“除三族罪、妖言令”。邊境戍卒一歲一更的製度，也在這時重新確定了。
文帝、景帝統治時期（前179—前141年），繼續“與民休息”，社會經濟逐漸發展，史稱“文景之治”。
文帝十三年（前167年），文帝下詔全免田租；景帝元年（前156年）複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稅一，並成為漢朝定製。文帝時，丁男徭役減為“三年而一事”，算賦也由每年120錢減為40錢。長期減免田租徭賦，對地主有利，但也促進了廣泛存在的自耕農民階層的發展。西漢初年“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到了文景之世，“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戶口繁息的迅速，就是自耕農民階層得到發展的具體說明。
農業的發展，使糧價大大降低。商業也日益活躍起來。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又取消過關用傳製度，有利於行旅來往和商品流通。文帝弛山澤之禁，促進了鹽鐵業的發展，對農民的副業生產也有一些好處。
隨著糧價的降落和商業的活躍，大商人勢力膨脹，囤積居奇，侵蝕農民，使廣大農民破產流亡。文帝、景帝都曾重申商人不得為吏的禁令，企圖限製商人的發展。為了提高穀價，緩和穀賤傷農的現象，文帝接受晁錯“入粟拜爵”的建議，準許富人（主要是商人）買粟輸邊，按所輸多少授予爵位。輸粟達4000石者爵五大夫，達12000石者爵大庶長。晁錯又建議，入粟拜爵辦法實行後，邊境積粟足以支五年，可令入粟者輸於郡縣，使郡縣也有積粟；邊境和郡縣都已充實，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辦法的實行，使農民的處境暫時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