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內心，一定是痛苦到極點的。
痛苦到極點的司馬遷，想到了一句話。這句話流傳到現在，哪怕是個文化水平一般的普通人，也能脫口而出：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是的，求死太容易了。古代人很重氣節，“士”可以為保全名節而慷慨赴死，春秋戰國有二桃殺三士，至今我們也知道士為知己者死。然而，死對於司馬遷來說，又太難了。
司馬遷想到了自己二十歲之前熟讀的儒家經典；想到了自己二十歲開始，周遊天下的十五年；想到了父親臨終前對自己講的祖宗遺訓、國家責任；也想到了自己那部寫了十年，業已定名為《史記》，還需要很多年才可以完成的巨著。
輕易赴死，世界上隻會少一個太史令，多了一個死士；艱難求存，這個世界上才會有那本可能流傳千古的皇皇巨著。
然而，即便接受宮刑，若想求生也需要莫大的勇氣和運氣。
古代接受宮刑者，死亡率接近十之七八。誰知道司馬遷到底是不是能夠活下來的那個幸運兒。稍有差池，後續的中國曆史將會被改寫得麵目全非。更加痛苦的是宮刑之後，在蠶室[16]的恢複過程。那種鑽心之痛，作為男人是可以想象的。
我在學生時代喜歡踢足球，男人在足球場上很容易受點兒意外傷，就是被足球踢中“十環”臍下三寸……很難想象，這個關鍵部位被生生用刀割去時，那種來自生理和心理上的雙重折磨有多大。
所以，當兩千年前，屬於司馬遷的蠶室打開的那一刻，我們確信，司馬遷已經破繭成蝶了。他的精神，已經隨著這次酷刑而升華。
蠶室裏的死裏逃生，是司馬遷的大幸，更是我中華文化的大幸。
自助者，天助之。
若幹年後，司馬遷的《史記》問世。除去文學造詣之外，這本書在史學上的重要程度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