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書·武帝本紀》對梁武帝晚年的腐敗政局曾有如下評論：
梁武帝“及乎耄年，委事群幸。然朱異之徒，作威作福，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服冕乘軒，由其掌握。是以朝經混亂，賞罰無章。‘小人道長’，抑此之謂也。”
朱異，字彥和，吳郡錢塘(今浙江紹興)人。他自二十一歲入仕起，“曆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薄”，身死之後還被破例追贈為尚書右仆射，以宰相之名入葬。這份榮耀，堪稱南朝以來出身素族的大臣所少有；他還以中書通事舍人之職而“居權要三十餘年”，特別是在524年以後，朱異更是權傾朝野，“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詳情斷，填委於前”。這種情況，也實為南朝以來曆代大臣所僅見。
據《梁書·朱異傳》載，朱異曾從名師“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在梁武帝信用的大臣當中，朱異是以“文華敏洽”、擅長吏事，“甚嫻軍國故實”而著名的。他在代替梁武帝草擬詔誥或批答章奏時，經常是“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毓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這種博學多才的素質和辦事幹練快捷的作風，使他成為梁武帝最得力的助手。《南史·朱異傳》說他的“在內省十餘年未嚐被譴”，正是他深為梁武帝寵信的一個證明。
然而，如此心智不凡，才華橫溢的朱異卻有一個致命的惡習，這就是“善窺人主曲意，能阿諛以承上旨”。有一件小事情，很能說明他的這個特點。
大同六年(540年)時，朱異已經貴為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每天都要處理大量的政務，可說是“日理萬機”。然而有一天朱異卻鄭重其事地向武帝請求，要在儀賢堂內設學，主講《老子義》。梁武帝欣然同意。朱異開講之日，“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為一時之盛。”此事過後不久，朱異又在建康城西的士林館內宣講起《禮記·中庸義》。朱異何以在百忙之中又如此熱衷於講學授徒之事?原因在於，他所宣講的這兩篇著作，全都是出自梁武帝之手!講授當朝天子的著作，既可借歌頌梁武帝的精思睿智之機大獻其媚，又可順便抬高自己的身價，這種一舉兩得的好事，他當然要不辭辛勞地搶著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