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煬帝因暴政而亡，是個不爭的曆史事實，但進一步考究，也與他的剛驕傲自大、拒諫殺諫有著直接的關係。
隋煬帝自認為才能比任何人都高，從不聽人勸諫，我行我素，至死不回頭。他公開對虞世南說：“我生性不喜人勸諫。如果是達官，還想進諫以求官，我更不能饒他。如是卑賤士人，我還可以饒他，但決不讓他出人頭地。你記住吧!”甚至還說：“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
隋煬帝即位不久，就依仗他父親節儉勤政創下的基業，大興土木，賞賜無度，追求享樂，四處遊玩。一些忠直大臣都擔心這樣下去將不利於隋朝的長治久安，紛紛勸諫或議論，希圖他改正過來，但卻遭到隋煬帝的誅殺。
最突出的事例是發生於大業三年的高穎、宇文弼、賀若弼被殺害，蘇威也因此被免官。殺害的罪名是“誹謗朝政”，主要有以下幾條：
一、煬帝下詔收集北齊、北周故樂人及天下散樂，太常卿高穎勸諫說：“此樂久廢，現在要征集，恐怕那些沒有見識的人會放棄原來的正宗而追逐這些末流，相互教習而傳播開來。”煬帝聽了很不高興。高頻又對太常丞李懿說：“北周天元皇帝因好聲色而亡，殷鑒不遠，怎麽可以再這樣呢?”
二、煬帝為了向突厥啟民可汗炫耀富有，令宇文愷製造大帳，可容納數千人，在帳內設宴款待啟民可汗及其部落人眾，又賞賜啟民帛二十萬段，其屬下依次有賞。如此的鋪張浪費，高頻等人看不過去。高頻對太府卿何稠說：“啟民可汗這個人熟悉中原的虛實，山川的險易情況，恐怕要成為以後的禍患。”又對觀王楊雄說：“近來朝廷極無綱紀規矩。”禮部尚書宇文弼私下對高穎說：“周天元皇帝的奢侈，用現在的情況與之相比較，不是更加厲害了麽?”光祿大夫賀若弼也私下議論宴請啟民可汗過於奢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