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同盟會領袖、革命黨人孫中山，他本人並不主張暗殺。僅次於他的黃興，因多次起義失敗而生“暗殺”一事。黃興在致巴達維維亞華僑書報社同人稱：“自三月事敗（指1911年黃花崗之役），弟憤同事諸人之畏縮，以致徒傷英銳之同誌，故願專事暗殺一方麵。”孫中山知道後，批評道：“暗殺……
亦為不值。敵之勢力未破，其造惡者不過個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黨人之良搏之，其代價實不相當。”
孫中山所說的“良搏”，其中內蘊著對生命權利的尊重及其正義感。他設計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充滿了“平等、自由、博愛”底蘊。
他自幼受中國《論語》中講到的“泛愛”、“仁者無敵”、“仁者愛人”的熏陶，又受到《聖經》“博愛”的洗禮，以及受了美國《人權宣言》上講到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每個人一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中間設立政府，無論何時，任何形式，隻要破壞上述目標，人們就有權改革或廢除它，並創造新政府”的影響。這對一個追求創建民國共和的革命家來說，是比較完善的心靈修養。伍立揚在《鐵血黃花》一書中，對孫中山處在那個“暗殺時代”的革命的兩難境遇，有著恰如其分的評估及其慨歎：
中山先生不可思議之人格魅力，除有天賦奇智以外，更由其素養、學識、敏銳、識力、亢爽、深情、沉著、率真、勇毅綜合而成。那些後來成為大功臣、大革命家的留日學生，在當時與先生識，親炙教誨，也就從“山有小孔，仿佛有光”的小隧道，一下子進入了土地平曠、阡陌縱橫的桃花源，頓有豁然眼明的開朗了。個人的行為絕非滄海一粟，當其湧上社會行為風浪的頂尖，即帶動生命力尋求更為良性的循環。值此萬本蕭疏的時代，回望那智竅開心時分，令人何等眷念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