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易行難。世界上的事，沒有什麽可一蹴可就，都要經過不斷積累、由小而大的過程。如果隻向大處看，而不從必做的小事上著手，就會犯了一屋不掃而掃天下的毛病，而最終讓自己兩手空空。曾國藩主張實事求是，不講空言，是做人第一義，認為隻有腳踏實地，從淺處、實處著手，事業才可大可久。縱觀曾國藩一生各方麵的成就，都體現了務實力行的工夫。
成事需具務實之精神
實事求是，不徒托諸空言，是辦事第一義；陶鎔性情，不敢多以客氣，是處人第一義。我輩所求自盡者，如是而已，至其辦到與否，自關氣運，非可逆睹。
——致陳浞
湖南山靈水秀，人才輩出，其積聚多年沉澱而成的湖湘文化，更是卓有特色。這種文化是由南宋初年創立的地域性學派——胡安國父子的湖湘學派而開始形成的。湖湘學派因書院教育的發達而發揚光大，造就了一大批學者，使這種學術傳統代代相傳，最終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湖湘文化。這種文化最突出的代表，有明清之際大思想家王夫之，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魏源，洋務運動創始人曾國藩，維新派思想家譚嗣同等。
其中曾國藩發揚了湖湘文化中”經世致用”的傳統，形成了近代意義的經世致用之學。 “經世致用”思想是湖湘文化的核心內容，同時也是宋明理學的重要支派，又簡稱為“實學”。“實學”源自理學，但又有很大區別，它發揮了理學中的經世思想，主張學問要有益於國計民生，反對做死學問，更反對華而不實的空談。“實學”思潮針對明代心學的空疏學風而在明清之際盛行起來，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是代表人物。而曾國藩最欽佩的學者，就是顧、王二人。顧炎武所稱“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曾國藩深為折服。1846年初冬，曾國藩移住京城報國寺，隔壁就是顧亭林祠，於是寫下《丙午初冬寓居報國寺賦詩五首》，稱讚顧炎武為北鬥巨眼，萬古金聲，對他頂禮膜拜。曾國藩後來作《聖哲畫像記》，將顧炎武列入古今三十三聖賢之中，推崇備至，說：”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為宗，《國史·儒林傳》，褒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業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誌，何其壯也！”顧氏對曾國藩影響之大，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