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被譽之為道德修養之完人，這與它知榮識辱的功夫是分不開。在他著來，忠誠為國，愛民如子，是一個為政者必須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平時需為國家和民眾盡心竭力，在時局需要時不惜犧牲自己的個人名利以及生命來報效國家，這也是一個為政者最大的榮譽。相反，如果不忠誠自己的國家，不熱愛自己的民眾，那是一個從政者最大的失敗和恥辱。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曾國藩語錄：力盡人事，不存絲毫僥幸之心。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曾國藩作為人臣的信條。為實踐其人生信條，他曾在戎馬征戰的沙場中幾次就想自殺，最主要的就有四次。1860年，曾國藩被困祁門時，身處絕境，即作書告諸弟，等於一篇遺囑，“看此光景，今年殆萬難支持。然吾自1853年冬以來，久已以身許國，願死疆場，不願死林中，本其素誌。近年在軍中辦事，盡心竭力，毫無愧怍，死即瞑目，毫無悔憾”。
曾國藩幾次自殺，表麵上是他兵敗後無顏見江東父老，內心裏卻是儒家文化的熏陶所致。他要以死報國，以身全誌。《禮記》中說：“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製。”大丈夫就是要為忠於職守而獻身。所以，曾國藩表示：“不帶勇則已，帶勇則死於金陵，猶不失為誌士。”他還以袁簡齋的一句詩勉勵自己：男兒欲報君恩重，死在沙場是善終。
當處理天津教案時，曾國藩更是明知凶多吉少，但也不避禍害。當時，駐紮在的曾國藩接到 接到去津門查辦教案的諭旨之時，曾國藩正在病假之中。曾國藩這次病得很重，“重發眩昏”，“泄瀉不止”。他自覺日薄西山，朝不慮夕，甚至連壽木都運到了保定。接旨之後深感教案難辦，怕辦不好， 一生努力化為灰燼。幕僚勸他以重病難以勝任，請朝廷另選別人。但曾國藩不肯疏辭，他說：大將不辭刀頭死，豈能因禍福而避趨，還是決定要“力疾受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