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歧路
梅先生是向來不讚成我談思想文學的，現在卻極讚成我談政治；孫先生是向來最讚成我談思想文學的，現在很懇摯的怪我不該談政治；常先生又不同了，他並非不讚成我談思想文學，他隻希望我此時把全副精神用在政治上。——這真是我的歧路！
我在這三岔路口，也曾遲回了三年；我現在忍著心腸來談政治，一隻腳已踏上東街，一隻腳還踏在西街，我的頭還是回望著那原來的老路上！伏廬的怪我走錯了路，我也可以承認；燕生怪我精神不貫注，也是真的。我要我的朋友們知道我所以“變節”與“變節而又遲回”的緣故，我不能不寫一段自述的文章。
我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當我在大學時，政治經濟的功課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時間。當一九一二到一九一六年，我一麵為中國的民主辯護，一麵注意世界的政治。我那時是世界學生會的會員，國際政策會的會員，聯校非兵會的幹事。一九一五年，我為了討論中日交涉的問題，幾乎成為眾矢之的。一九一六年，我的國際非攻論文曾得最高獎金。但我那時已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上尋著我的終身事業了，同時又被一班討論文學問題的好朋友逼上文學革命的道路了。從此以後，哲學史成了我的職業，文學做了我的娛樂。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國時，船到橫濱，便聽見張勳複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張勳的複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我這四年多以來，寫了八九十萬字的文章，內中隻有一篇曾琦《國體與青年》的短序是談政治的，其餘的文字都是關於思想與文藝的。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我的朋友陳獨秀、李守常等發起《每周評論》。那是一個談政治的報，但我在《每周評論》做的文字總不過是小說文藝一類，不曾談過政治。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中，獨秀被捕，我接辦《每周評論》，方才有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那時正當安福部極盛的時代，上海的分贓和會還不曾散夥。然而國內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麽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因為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於是發憤要想談政治。我在《每周評論》第三十一號裏提出我的政論的導言，叫作《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文存》卷二，頁一四七以下）。我那時說：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的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