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先生今天離開北京，起程歸國了。杜威先生於民國八年五月一日——“五四”的前三天——到上海，在中國共住了兩年零兩月。中國的地方他到過並且講演過的，有奉天、直隸、山西、山東、江蘇、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廣東十一省。他在北京的五種長期講演錄已經過第十版了，其餘各種小講演錄——如山西的，南京的，北京學術講演會的，——幾乎數也數不清楚了！我們可以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
我們還可以說，在最近的將來幾十年中，也未必有別個西洋學者在中國的影響可以比杜威先生還大的。這句預言初聽了似乎太武斷了。但是我們可以舉兩個理由：
第一，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他在中國的講演也要算教育的講演為最多。當這個教育破產的時代，他的學說自然沒有實行的機會。但他的種子確已散布不少了。將來各地的“試驗學校”漸漸的發生，杜威的教育學說有了試驗的機會，那才是杜威哲學開花結子的時候呢！現在的杜威，還隻是一個盛名；十年二十年後的杜威，變成了無數杜威式的試驗學校，直接或間接影響全中國的教育，那種影響不應該比現在更大千百倍嗎？
第二，杜威先生不曾給我們一些關於特別問題的特別主張，——如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戀愛之類，——他隻給了我們一個哲學方法，使我們用這個方法去解決我們自己的特別問題。他的哲學方法，總名叫做“實驗主義”；分開來可作兩步說：
（1）曆史的方法——“祖孫的方法”。他從來不把一個製度或學說看作一個孤立的東西，總把他看作一個中段：一頭是他所以發生的原因，一頭是他自己發生的效果；上頭有他的祖父，下麵有他的子孫。捉住了這兩頭，他再也逃不出去了！這個方法的應用，一方麵是很忠厚寬恕的，因為他處處指出一個製度或學說所以發生的原因，指出他的曆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曆史上占的地位與價值，故不致有過分的苛責。一方麵，這個方法又是最嚴厲的，最帶有革命性質的，因為他處處拿一個學說或製度所發生的結果來評判他本身的價值，故最公平，又最厲害。這種方法是一切帶有評判（Critical）精神的運動的一個重要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