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說文命退朝之後，回到私第，頓然有許多同僚前來拜訪。文命和他們談談，才知道治水期間朝廷中曾經做過兩樁大事。
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
後來享上帝的時候，奏起這樂來，百獸蠢蠢，相率而舞，可見樂的感物全在至德，不在於製作之繁簡了。這是一項大事。
還有一項大事是製刑，是皋陶提議的。皋陶自從到南方見了三苗那種殘酷之法，深深有所感動，所以回到帝都之後，便提出一種意見。他的意思，以為用刑之道是國家出於萬不得已，所以用刑的原因有兩種，一種是要本人自己知過而改悔，一種是要使人人以此為鑒誡而不敢犯。但是這種都是治標之策，不是根本的辦法。根本辦法首在教化，使人人知道善是當做的，惡是不當做的，那麽何至於尚有犯法之人？刑罰可以廢而不用，豈不甚善？然而這一層豈易辦到？其次則不能不用刑罰，但是與其使他們以受刑罰為可畏，不如使他們以受刑罰為可恥，使他們畏怯。但是，膽小者畏，膽大者竟不畏，你又奈何了他？即使大家都畏法了，亦不過是不敢犯法，並非是不肯犯法，仍舊不是根本解決之道。況且對於犯法的本人而言，要他改悔，那麽必先給他一條可以改悔之路。假使如三苗的方法，殺的殺，刖的刖，劓的劓，黔的黔，宮的宮，死者固然不可複生，刑者亦豈能複續？即使他要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因此這種刑罰豈但殘酷至極，簡直是豈有此理。
所以皋陶的提議，第一個是象刑。仿照三苗的成例，有墨刑、劓刑、剕刑、宮刑、大辟之刑等等，但是不用實做，而都用畫像。如犯墨刑的人，頭上給他蒙一塊帛；犯劓刑的人，身上給他穿一件赭衣；犯剕刑的人，膝上給他蒙一塊帛而畫出來；犯大辟的人，給他穿一件沒有領的布衣，這麽一來，他肉體上並無痛苦，而精神卻是痛苦不堪。走到這裏，大家都指而目之，說道“罪犯來了”；走到那裏，大家亦都指而笑之，說道“罪犯來了”，由精神的痛苦而生出愧恥之心，由愧恥之心而生出改悔之意。他果然能夠改悔，隻要將這種衣服脫去，依然完完全全是一個好人，並沒有一點形跡看得出，所以這種象刑確是一種頂好的方法。但是到了後世，羞恥之心唯恐其不打破，而且用刑亦不能確當，那麽這種刑罰自然用不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