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一段時間，張獻忠這個人物和那段曆史，不知為什麽，就像冥冥中有一隻神奇的手，將寫作、再現張獻忠和那段曆史，如同一個沉重的包袱壓在我身上，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又像童話世界中，那雙穿在腳上就再也停息不下來的魔鞋，套到了我的腳上，驅使我在一個春寒料峭的早晨，神差鬼使地，從百裏外的成都，騎上摩托車，急如星火地趕到廣漢房湖公園，去尋找、記錄完好地保存了那段曆史的一些有力片斷，從而開始了寫作。
朝霞正在升起。映在絢麗朝霞中的房湖公園，滿目清翠，百花芳菲，雀鳥啁啾，綠草如茵。園中遊人不多，非常幽靜舒適。漫步園中，這裏那裏隨處可見鐫刻著古今名人題字、題詩的斑駁石壁、石碑，顯出時間的久遠。在天府之國四川，尤其是在成都平原上，許多公園，名勝古跡，都有這種獨具的風景，給人一種沉甸甸的曆史文化積澱意味。
我最終久久佇立在“聖諭碑”前。這是張獻忠建大西國的第二年（公元1644年）為揚威所建，質地是紅紗石，通高210厘米，寬100厘米，厚19厘米。碑的正麵上方鐫刻精美的龍紋，很是飄逸，中有“聖諭”兩個猶勁的大字。下為一行陰刻：“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從這裏透出一股森然的警策意味。顯然，這是為他以後親筆撰寫“七殺碑”理下的伏筆。“七殺碑”是：“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物以報天。”然後是氣勢洶洶、挾風帶雷的七個鋼叉大字：“殺！殺！殺！殺！殺！殺！殺！”先人們說，張獻忠的“七殺碑”自清朝至民國，一直擺在成都少城公園（現在的人民公園）裏，過後沒有了。無論“七殺碑”有，還是沒有，至少可以從“聖諭碑”中，清楚地看到張獻忠脈落思維的一貫性；這是他迷信武力、濫用武力，大肆屠殺的理論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