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自古交往密切，唐代以來日趨頻繁。到南宋中葉，日本進入幕府時期，建立於1186年的鐮倉幕府在對華貿易和文化交流方麵采取積極態度，熱衷於引進中國的禪宗，因此，日本與南宋間的貿易往來從未間斷過。然而，這一時期日本政府與統治中國北部的金朝幾乎沒有任何往來，更沒有和代金而起的蒙古發生過接觸。直到1270年，蒙古改“元”以前，日相營原九成在《贈蒙古國中書省牒》中還說：“蒙古之號，於今未聞。”
在忽必烈統治中原以前，蒙古帝國的前四汗，成吉思汗、窩闊台、貴由和蒙哥都未曾留意過馬蹄所不及的海國日本。直到1265年，高麗人趙彝向忽必烈報告說：“日本與本國鄰近，漢唐以來都通使中國，可令高麗向導與之通使。”忽必烈才注意到日本的存在。
1266年8月，忽必烈派遣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來到已經臣服蒙古的高麗，要求高麗協助蒙古曉諭日本，使其臣服。國書的內容大致如下：
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誌，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
由此可見，忽必烈的這封國書實際上是一封通牒。
盡管在13世紀，高麗沿海受到日本海盜的侵擾，但毫無疑問，高麗人希望避免戰爭。高麗人處於兩難境地，他們采用了折中的謀略。他們護送蒙古使者到達巨濟島以後，高麗宰相李藏耍了一些手腕。他知道蒙古人從來沒有橫渡過日本海峽，於是，他以“風濤險阻”為借口，再三勸阻蒙古人返回。盡管蒙古人也看出這是一個騙局，但高麗人在表麵上信守了承諾，在禮儀上也麵麵俱到，最關鍵的是如果得不到高麗人的幫助，蒙古人無法出海。沒有辦法，這次曉諭的計劃隻能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