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案的上升和其嚴重性，使人們大為擔憂。罪案的本質，往往忠實地反映著社會的心態和其病態的一麵。
心理學家做過一個著名的有關老鼠的實驗，就是當大批老鼠住在一個缺乏活動空間的擠迫環境裏，老鼠會開始侵犯其他同類，以至乎鼠吃鼠、強奸諸如此類。
大城市正是這樣一個環境，人愈多，人的隔離反而愈大，不公平的情況亦更為尖銳，而惡劣的環境，更使戾氣難以消除，於是叢生種種社會問題。
就像籠中鼠過多的鼠世界。
其次是世局的問題。
據統計每一次大戰期間和其後，罪案都會急劇上升，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在一九四六年的罪案比戰前的時候上升了一倍。盡管以其遠離戰場的因素，較不受戰火影響的美國，罪案也上升了三分之二，直至一九五四年前後，罪案的數字才開始回落。
但情況仍不樂觀，跌落的隻是搶劫和偷竊，但謀殺和強奸卻是有增無減，顯示了人口的增加，應驗了“鼠口過多征象”。
戰爭或政治上的不穩定，造成人心的不安，打破了“正常”，使人產生了事事都不能以守法和常規行之的危險心態，短視的人鋌而走險，希望能為自己爭取最大的收益，道德的約束力在世局的壓力下土崩瓦解，每一個人都為私利侃侃而言，形成了病態的社會。香港如此，中國大陸又何嚐不是。
這是不正常的現象，社會既不能帶來繁榮穩定，惟有各展奇謀。但希望卻永遠存在，一個政治上的良好變化，亂世便可逐漸變成樂土，而且變化當在目前。
由亂至靜的過渡期裏，需要的是耐性和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