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00年，十五世紀開幕的第一年對於生活在大明朝代的人們來說和過往的日子沒有什麽兩樣。
如果硬要說不同，那就是大明的皇位上坐上了一個還沒到而立之年的小夥子，而且讓人稀奇的是，大明的皇帝走的還是禪讓的路子，而不是父死子繼。
坦白說，這一舉動給經曆了頻繁換皇的大明民眾帶來了更多的安全感，在華夏文化中，“讓”這個字是極其神聖的，可謂是人性最高的美德。
“讓”這個動作首先是你得真正擁有，隻有將自己真正擁有的東西轉給別人，才談得上是讓。在這個過程中必須是主動的，不是他人逼迫，更不可是攜恩求報，有一分一毫他人的因素都不算，隻有如此才叫“讓”。
這一個小小的動作中充斥著對人性的考驗，也是人和自身欲望的博弈，而正因為其中難度，這個詞才會成為華夏人千百年間的追求，而皇帝的禪讓更是被認定是“讓”中之首。
畢竟這世間可沒有什麽東西能夠比坐擁天下更富貴，也沒有什麽行為，能夠比一個人將整個天下在沒有外力脅迫的情況下轉手他人更偉大了。
當然，其實文化人們最崇尚的禪讓製度其實是堯舜帝的禪讓，也就是將皇位讓給世間有才之人，而非自己的血脈親族，而接下這片江山的人也要有這個膽量和魄力，如此方能成就一段佳話。
但這一點實在是太難太難，堯禪位給舜，舜帝亦是千挑萬選，最終選擇了“三過家門而不入”的禹為帝，但即便是如此因公忘私，框定九州的大禹在得到首領之位後都沒能像他的前輩一樣擇才者而讓之，而是給了血脈者繼承，可見此舉有多挑戰人性。
曆史走過了三千多年，除卻被迫讓位的，真正做出禪讓舉動的也隻有開頭的堯舜二帝，於是文人們退而求其次，認為帝皇在位時對江山負責，將皇位讓給更年輕更有才的後輩也算得上是“禪讓”。